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福卡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德培向記者分析表示，營業稅與增值稅合并可避免重復計算是推進此稅改的理由，然而這只適合上下都有抵扣的企業，尤其是生產型服務業企業，如果是實業服務業企業，新政的意義就值得商榷了。
此外，稅源減少這一顯而易見的現實，也使各地方政府對此表達了不同程度的反對聲音。
在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看來，上海自己主動提出試點申請，與其稅收體制的特殊性密不可分。作為國內知名財稅專家，胡怡建受邀參與了此番稅制改革的先期調研工作。
“這種體制的特殊性也讓其他地方覺得上海試點不具有借鑒意義，進而依然反對試點擴圍。”王德培說。
部分企業稅負或加重
對于試點企業來說，減稅“春天”真的降臨了嗎？顯然事情并沒有看上去的那樣簡單，反而暗藏玄機。
“比如目前交通運輸業對應的增值稅稅率是11%，相關行業稅負到底是增還是減，取決于采購貨物、燃油費用等，如果所涉金額占全部業務收入的比例較低，那么，增值稅抵扣的利好就不足以彌補因為提高增值稅稅率所產生的額外稅負。”王德培對本報記者表示。
對此，長三角最大零售物流商、利豐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盧革勝也向本報記者坦言，盡管新政已出臺近半個月，但目前企業稅負最終收益是減少還是增加仍無法判斷。
“新政要從明年1月1日起才開始實施，現在我們還無法直觀地去觀察企業的稅負情況。不過如果就11月份公司的運營采購情況而言，可能稅負會略有增加。”盧革勝說。
平安證券分析師儲海表示，在11%的增值稅率下，運輸類企業需要抵扣的成本必須占營業收入的73%以上，倉儲類企業要抵扣的成本必須占營業收入的55%以上，否則對企業來說實際上是增加稅負而不是減少稅負。
“因為對交通運輸企業來說，除燃油以及運輸設備的購置等成本和費用能夠抵扣以外，其他能夠抵扣的成本并不多，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難度非常大。”儲海認為。
王德培表示：“增值稅由17%-13%改為11%-6%，實際上3%的營業稅對應6%的增值稅，現行營業稅在3%-5%之間，所以用11%-6%的增值稅替代營業稅，是增稅了而非減稅了。那些已經進入營業稅差額納稅試點的593家物流企業，如果統一按照增值稅政策征稅，稅負可能會增加。”
試點幕后：
既然如此，上海為什么要提出先行先試呢？
“上海是在放水養魚，這條魚就是服務業。”上海市政府經濟部門中的一位局級官員向《華夏時報》記者解讀。
數據顯示，自1999年服務業占比跨越50%之后，服務業在上海整體經濟中占比始終在50%—60%間徘徊。上海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上海第三產業占生產總值比重約57.01%，較之2009年甚至降低了2.36個百分點。
“上海提出要建立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產業結構，但近年來上海服務業發展后勁乏力卻已相當明顯。”胡怡建說。
因此，上海增值稅改革試點申請與中央批準，兩方其實各有打算。
對上海來說，在工業經濟權重急劇下降的背景下，未來上海將以服務業為主。而服務業屬于營業稅范疇，這意味著每設立一個法人企業，就要征一次稅，且不能抵扣成本，營業稅的此種重復征稅無疑會成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瓶頸。鑒于此，增值稅試點吻合上海目前“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需要，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上海對于“因試點而損失的100億元”積極表態“愿意自我承擔，無須中央補助”了。
至于中央，則是為提早適應沿海一線城市轉型做鋪墊。據財政部、國稅總局負責人稱，會密切關注上海試點狀況，并將在“十二五”期間逐步推廣至全國。
“可見，中央和上海雖然出發點不同，卻想到一塊兒去了，所以當上海一提出來，中央就做了個順水人情。”王德培分析。
示范意義不大
目前，稅制改革似乎已勢在必行，然而上海試點藍本的借鑒意義，卻一直被外界質疑。
“稅改本質是利益調整與分配，因此地方對此顧慮重重，擔心稅改后地方利益會否被中央拿了去。增值稅作為中國第一大稅種目前屬國稅，中央和地方分賬為3:1；營業稅屬地方稅，占地稅40%以上。如果僅僅是營業稅改增值稅而沒有分賬比例的調整，那么地方財政蛋糕會縮水一大塊。而上海財政局、國稅局、地稅局是一套班子，中央地方收入矛盾好協調，這種體制的特殊性也讓其他地方覺得上海試點不具有借鑒意義。”王德培稱。
由此不難預見，未來在增值稅改革問題上，地方還會與中央進行一番討價還價。
除此之外，上海以外地區服務業占經濟比重較低、區域差異化過大等問題都可能成為各地實行稅制改革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上海改革是自愿的，但其他地區可能是被動的‘自上而下’。”胡怡建說。
不過所幸的是，目前財政部和國稅總局對營業稅改增值稅后的歸屬問題“網開一面”——上海試點期間原歸屬地稅的營業稅收入，改征增值稅后的收入仍歸屬試點地區。
“上海現在分成方式算是一種辦法，還有一種辦法是把營業稅并入增值稅后重新調配比例。假定某地的原稅收是100億，營業稅占40%，增值稅占60%，因此增值稅可以55%給地方，45%歸中央。”根據胡怡建的判斷，后者方案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前者并不易于管理。
“但是考慮到中國不同省份的區域差異性，中央可能會給地方一個比例，不同區域會用不同的比例數。”胡怡建對記者說。
